PM2.5 要环保还是经济发展
2015-04-13
一直以来，环保与经济发展，似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。实际上，经济发展本身，也有环保意味。人类从事农业生产，在田里种粮食，生产谷物、玉米、土豆等淀粉类食物，然后，再用这些作为饲料，饲养各种家畜，充当蛋白质转化器，把淀粉转化为蛋白质。蛋白质类食物需要消耗更多的粮食，也即需要更多的土地与劳动，所以，价格也更贵。
在人的食物生产过程中，如果土地、阳光这些“固定要素”不变，土地-谷物-蛋白转变的基本效率不变，人们需要的粮食越多，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土地，所以，人类的历史，几乎就是一部耕地扩展的历史。
工业革命以来，依靠机械、化工、电力等技术的发展，人类大量使用化肥、农药等产品，全球粮食产量提升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个重要但被忽略了的是环保意义。化肥、农药、自动化的使用，人类可以在同样的土地上，生产出来更多的粮食，能养活、养好更多的人。这意味着节约了土地、海洋。技术与经济的发展，降低了人对环境的所求，也就具有了环保的意义。
再如人类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的塑料，它轻便、耐用、廉价、易塑形。在化工出现之前，人类没有任何其他替代性材料，塑料的出现，不但提升了器物的品质，也使人类节约了对木材、动物骨骼的需求。
这也就是说，随着经济发展，人类的单位产出，实际上是更精细化地使用了资源。但是，在人类提高对土地等自然要素的使用效率的同时，人类消耗越来越多的石油、煤炭、天然气、铀矿石，并产生出各种副产品，如二氧化碳、废水、污染气体、核废料。由此，造成现代意义上的污染——自然界的调整、消散、循环已不足够应对如此规模。
不过，污染的不可避免，并不等于为了避免污染，人类要放弃现有的生活方式，放弃经济发展。
即便在现代工业中，经济发展带来的效率提高，因而节约对自然的需求的效应仍然存在。比如小、散、乱的化工厂，其对环境的污染，只有周边的人才能看到，即使看到了，往往也熟视无睹。对于执法机构来说，由于其小、散、乱、多，管理成本非常高，无法实行有效的监管，无法让污染者负责。不过，在市场中，为了获得规模优势，很多化工项目变得越来越大。由于其规模优势与技术优势，其产品也更加有竞争力，从而使那些小、散、乱的企业无利可图，退出生产。对政府监管部门而言，需要监管的对象变少了，监管变得更加容易。与此同时，大型化工工程，更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，找到更好的、更加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来生产化工制品，淘汰那些以前高污染的生产方式。
更重要的是，工业革命之后，即使那些曾经处于污染最严重的国家，比如英国，人们的平均寿命也远高于工业革命之前，更何况，生活水平与工业革命前也不可同日而语。所以，某种程度上，人类必须接受污染。但是，接受污染，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接受一切污染，核废料暴露在大气与水体中，肯定不行，而一个国家没有一根烟囱，同样也是不行的。
再比如，河北的钢厂、排放造假的柴油车背后，的确存在成本问题，而成本的变动，也的确有可能通过提高价格而影响经济，影响到每一个人。柴油车增加排放控制装置，使用更高标准的柴油都会提高运输价格，进而影响物价，每一个消费者会为此承担成本。甚至，一些企业，如果达到排污标准，则会因为成本提高而丧失竞争力，导致企业倒闭、员工失业。这些都是在现实中国的不可承受之重。
经济与发展的度应该如何把握?不管是经济学的理论，还是市场的实践，乃至天赋人权的政治学说，都为人类把握这个度提供了依据。
科斯因为在《社会成本问题》中提出科斯定理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。这篇文章的第一句就是“本文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”。
实际上，科斯对庇古不满意的地方，在于庇古式的解决方案把污染视为绝对的害处，应该完全禁止或全额补偿，因此，对污染环境的企业采取责其赔偿，对其征税，或令其搬迁的办法。但科斯不同，他认为污染是可接受的，关键在于污染的收益是什么。斯科认为：“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，是允许甲损害乙，还是允许乙损害甲?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。”
对此，科斯进行了更具体的阐述，“如果我们确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，要决定的问题则是：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。”这个观点，几乎与当下在环保与就业、经济发展、生活水平之间的争议一模一样。用科斯的方式说，那就是：“是损害健康，还是损害经济，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。”如果进一步地问，科斯的观点，还可以化为这样一个提问：应该接受PM2.5吗?如果应该，那应该接受多少PM2.5?
权衡污染导致的损害的经济价值，要求相关产权是明晰的。一条河流的主人，肯定不会随意允许他人排放污水。明晰产权的另一个潜在含义是定价的市场化。
如果没有明晰的产权与市场定价机制，污染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。在科斯看来，悲剧两个字，形容的并不是牧场荒废、河流污染、空气污染，而是没有评估这样带来的收益是否大于污染本身。
不过，在现实中，污染损失并不好估计，更何况，很多东西本身就注定是无主的，最典型的就是空气。这就意味着，需有一种社会机制，让所有呼吸空气的人参与进来，形成一种非市场机制的定价机制，来评估污染的损失，进而确定污染与发展之间的取舍。
遗憾的是，在当下中国，缺乏一种明确的途径来收集这种个体评估。相反，政府官员的利益、工厂的利益都是明确而集中的，也就更有动机通过不作为、行贿进而阻止、弱化社会成本的聚集。所以，社会成本虽然广泛存在却无法集聚。
所以，产权是否清晰，以及对于那些无法界定的资源，比如空气，是否有渠道收集拥有者的估价(民意)，就决定了污染程度是否有经济效率。具体到中国的所有制情况与政治状况，环境污染的损失被低估了，污染显然是过度的，没有效率的。
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·奥斯特罗姆，提出了关于“公共池塘资源”的管理与分配的八条制度设计原则。其中的三、四两条的内容，对当下中国的雾霾问题，很有启发意义。第三条的内容是：集体选择的安排。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，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。第四条的内容是：监督。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占用者行为的监督者，要么是对占用者负有责任的人，要么是占用者本身。
显然，对这个机制来说，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公众的参与、知情，各种社会组织的参与，环境诉讼，政府与公民的互动。
- 上一篇：在线水质仪表在城市污水厂精确曝气中的应用
- 下一篇：没有了